浙江湖州市吴兴区，四名乡镇干部被认定截留了一百多万元捐款，并私分了62万元。2008年汶川地震后，该乡镇组织了募捐，法院后来认定，负责现场组织的干部，将捐款箱拉走，私分了捐款。现在四名干部翻供上诉，案件正在等待着二审判决。(《新京报》8月25日)
“私分善款”事件令人震惊，也令公众对捐赠安全的信任度再遭打击。此前，包括什邡市救灾专用车疑被挪用，善款、善物遭挪用事件屡被爆出，这让人不得不反思，除了“人”的因素，制度是否存在漏洞?
此次事件中不难看出，捐款是怎么被归集的?谁做的监督?钱转给了谁?怎么被使用的?这些都是糊涂账。
镇政府组织募捐当天，有8.5万元捐款因银行下班无法存入，孙水荣居然把这包钱塞到办公室的沙发底下，从此便忘了!直到2009年9月，办公室换新领导了，这包钱才被发现。
按理说，政府组织的募捐应有严格的监督程序，无论如何也不应出现捐款被“遗忘”一年的事。但细想之下也能理解，基层政府缺乏大型募捐经验，制度漏洞重重，即使不存在贪污，其中的一些操作也令人齿寒。
一系列漏洞和混乱，才是捐款疑案的源头。更令笔者担心的是，这样的漏洞和混乱比比皆是。民众通过捐款箱等渠道捐款很少开据票据，相关负责人收到善款后是否全额上交给慈善机构，善款又是怎样使用的，民众大概不会知道。
据调查发现，此次募捐管理混乱，甚至没有明确账目可查。上千元的捐款都不记账，可以试想一下，捐款几百、几十元是不会开票的，就算是全都开了票，大家也不会把所有票堆在一起，加在一起算一算是否就是上面公布的那个数字。这就给某些人留下了钻空子的大口子。此时，善款的安全仅靠缺乏监督的道德保障，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善款安全如此脆弱。
私吞善款折射出了我国慈善面临的现实困境：即在捐赠过程中法律和监督的缺位。因此，我们更应该思考，法律和相关部门应该怎样去补位，以防范类似事件重演：首先，法律应对捐赠进行细致规范，制订出关于捐赠流程及监督体系的法律文本。只有完善了相关的处罚和问责条款，才有可能在事发后，参照法律文本来划分责任，依法处理。其次，应该明确具体的监督管理部门。也就是说，必须明确该由哪个部门来担负向社会公开捐赠情况的义务，到底该怎样定期或不定期向公众说明捐赠财物的使用情况，接受包括各职权部门及新闻媒体在内的监督。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一个再好的管理者，也不如一个或许还有待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私分捐赠文物事件更说明了，当捐赠缺乏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管时，各种乱象都可能发生。与其纠缠于事件本身，不如去查漏补缺，以此事为契机，为捐赠补上缺位已久的法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