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奇南女士是莫里斯县“家庭服务”组织的执行主管。她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而不仅仅是指南手册之类的东西，来解决由于政府资助的减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要、以及对慈善团体提供的精神健康鉴定有严格限制的新保险赔偿法的出台等因素而对该组织造成的财政威胁。她所需要的是严密精确、不带偏见的学术研究，来洞察已不堪重负的社会服务组织是如何能够以更少的资源去做更多的事。
但是她发现很少有学术研究能满足她这一迫切需要或是写得让人易于理解接受。她表示：“这种研究，对于我们未来的核心计划是绝对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满足社区的需要而不是在那盲目的忙乱一通”。非营利研究的飞速发展使她的这种需要突出表现了在非营利、慈善、志愿活动等领域内的专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这一学术领域已获得了飞速发展，但它的研究成果却常常不是艰深晦涩就是所涉及范围过于狭小，以致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抱怨说这些成果很少能被用于实际。从事非营利研究的学者以及许多慈善团体和基金会的领导者都认为，这还并非是唯一的弊病。非营利研究的范围和质量要与非营利事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具有的重要性相称，依然需要下大力气。它还没有在高校内获得足够的声望和资金。
慈善研究：芳龄25
对于在捐赠、筹资、志愿者制、宗教信仰和非营利组织在公众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的关键问题的理解依然十分肤浅。在少数种族、婴儿高峰期出生者、年轻的硅谷百万富翁等群体中的慈善趋势有待于经验认证。在美国，关于慈善工作最基本的统计数据并不是太多，且不稳定，许多研究人员和慈善团体的官员都持此论。
即使是这样，就芳龄仅有25岁的学术地位而言，非营利研究在学术成就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根据赛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研究表明，已经有至少76家高等院校就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设置了3门或是更多的研究生课程，比起1990年的17家，在数量上增加了很多。另外还有43家学校提供非营利管理方面的1至2门课程。
几十家高等院校已经单独设立了慈善研究中心。印第安纳大学的慈善研究中心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本月迎来了建立十周年。同时，哈佛大学也建起了一所新的非营利研究中心，从而迈进了这一领域，其中部分资金来自一笔1千万美元的捐款。
研究非营利部门的学者人数也在增加。在拥有26年历史的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行为的研究协会中(简称为“ARNOVA”)，会员人数在3年内增长了78％，增加到825人。尽管新增加的人员中有外国学者、为非营利组织工作的研究员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和领导人，但其中大部分人是美国的大学学者。该组织将于下周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召开年度会议，届时，将会有250份研究论文被加以阐述，而在1990年，仅有65份。
这种增长的趋势很大程度上是因来自经济、社会科学、其他专门领域的学者的兴趣所致。他们都日益意识到非营利部门在商业、政府以及社会其他诸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个增长的原因是由于阿斯本协会(Aspen Institute)的非营利部门研究基金的存在。该基金在数家关注非营利研究匮乏和低质等困境的全国性基金会的资助下，自1991年创建以来已向235个科研项目提供了五百七十万美元的资金。
今年，阿斯本获得福特、查理斯·斯蒂瓦特·摩特、凯洛格、卡内基、洛克菲勒兄弟及詹姆斯·欧文基金会等，将发放1百万美元的资助款。非营利研究的艰难推广尽管阿斯本基金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学者们依然认为为非营利研究寻求资助是困难的。阿斯本基金自建立至今已经收到1，750份要求资助的申请，总额达6千4百万美元。而许多基金会、公司和个人捐资者却并不认为非营利研究是一项需要支持的事业。“对基金会而言，资助研究项目不是一个好买卖”阿斯本基金的主管，艾伦·乔·亚伯拉逊坦言说，“他们希望资助活动型的项目。而关于非营利部门的研究要获取资助则更为困难。 大多数机构都乐意支持关于诸如健康、贫困或是艺术等特定问题的研究。”
资金紧张与研究多样性、实用性的不足
尽管资金紧张，在绘就一幅非营利世界概图的努力中，学者们正在取得一定的进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正致力于一项全世界范围内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而城市学会则正把精力放在关于慈善信息税退还的广泛分析上。由独立部门(一家全国性的慈善团体和基金会的联合组织)所进行的研究显示：大约四分之三的美国非营利组织缺乏足够的收入(25，000美元)以符合联邦政府关于向国内税收局提出信息税退还申请的标准。
监察独立部门的研究达15年之久的弗吉尼亚·安·霍得金森女士表示，这一调查结果能促使政策制定者避免对小型非营利团体施加新的条例。现在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担任教授一职的霍得金森女士还认为，它同时也使得学者们开始对那些因太小而无法向政府提出有关申请的慈善组织和社区团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
但许多非营利专家依然认为在该领域人们了解的还很少，尤其是在涉及政府对非营利团体的管理方面。“还有一整串的问题没有得到研究或是研究甚少。”旧金山罗森伯格基金会的执行主管科克·威尔森指出。他提到，举例来说，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欧内斯特·杰·埃斯图克近年来一直在努力禁止接受联邦政府拨款的非营利团体进行游说活动。
非营利组织到底是滥用了游说还是完全没有充分利用？威尔逊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并说：“我们并不清楚。”
另外，是否政府应该关注营利性的医药公司对非营利医院的接管呢？
“几乎任何与非营利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都有需要澄清之处，但却没有充分的研究。”他说。
非营利研究者协会(ARNOVA)希望吸引更多的少数种族加入到这一领域，从而使其所开展的学术活动更富多样性。这个夏季，它开始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推动黑人、西班牙裔，亚裔和其他少数种族的学者的参与。“这是我们在过去3至5年内一直努力在做的事，但结果并不如我们想要的那样好。”该组织的执行主管安尼塔·奇· 波勒汀斯基说，“每位理事会成员都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非营利学者不仅面对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而且还需考虑他们的研究工作对这一领域内实际工作者的有用性。丹佛市一家致力于研究应用和发展的国际机构的主席卡罗尔·巴贝托先生说，该组织所进行的一项关于非营利管理研究的调查表明，在过去6年里，有过大量的学术研究报告，将近4，000份。但这项由凯洛格基金会出资赞助的调查发现，在学者和那些研究成果的可能使用者(非营利组织领导人)之间存在“断层”。
“那些会是最终使用者的人们常常没有参加对研究课题的选择识别，当研究工作在进行时，他们对此茫然无知，而当他们接触到研究成果后，实现起来又很困难。”
由于约翰逊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科罗拉多的研究机构已经发现了三种缩小研究者和非营利工作者距离的方法。它发展了一种从研究工作一开始就让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参与进来的研究模式。同时，它也相信既然印刷制品并非是使人们理解学者工作成果的最佳途径，那么通过多种媒体使人接触研究是必要的。最后，它还认为，将研究工作分散到非营利机构中去的做法必须成为学术发展过程中固定的一部分。该机构正寻求资助以便它能实现这些想法。
而赛顿·霍尔大学的公共服务中心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则向新泽西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有关管理方面的帮助，它还通过新泽西非营利部门资源研究所创办了一份通讯刊物，用简明易懂的语言为那些可能不太明白学术用语的慈善团体领导人概括阐述相关的学术文章。
中心的主任纳米·白琳·威士表示，对于该通讯的需求一直在增加。这份名为“非营利事业的纽带：架起研究和实践之间的桥梁”的8页刊物被发送到6，000家新泽西非营利组织以及众多专业组织和慈善理事会，一年两次。而费城的拉·赛尔大学(La Sale University)非营利管理发展中心则正在为好几千名慈善团体的领导者复制赛顿·霍尔大学的这一通讯。
威士女士认为，非营利组织管理者所需要的并不是一大堆数据或是高深的学术巨著，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要面对的是那些已经忙坏了的社区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和领导人，他们还有什么时间？他们如何能够使用研究？”
为了满足这一需要，通讯里总是含有与慈善团体日常事务有关的研究报告，并附有读者参考书目。
这些无疑使一点非常清楚，即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并不会必然的很好转变为慈善团体实际工作中的有用部分。该通讯的编辑罗森纳·米拉贝劳举例说，有一份关于非营利管理的研究论文，赢得过著名的学术奖，但它却几乎不可能用浅显的英语来阐述。尽管该论文的研究课题对业内人士可能大有帮助，但米拉贝劳女士说，这份论文是“真正的深奥，充满了成吨成吨的大量分析”。
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当然，许多学术界人士认为因非营利管理的眼前利益而进行研究不会也不应是学者或学术项目的目标。正如在医学和经济领域一样，实践需求和理论发展的结合才是最好的选择。
也有许多学者对于实践者的需求有清醒的认识，但却因来自学术支持者的原因而受阻。学者们指出，一些新兴学科诸如非营利研究在获得大学行政层和现职委员会的尊重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们正在谈论一个十分年轻的研究领域。”麦克·奥尼尔，旧金山大学非营利组织管理研究所的主任及非营利研究者协会的主席如是说。
阿斯本基金的亚伯拉逊先生说：“非营利研究依然还没有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他认为其中的理由之一是尚未搜集到足够多的数据来表明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倾向于仅把政府和企业认为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
即使是在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维持一个非营利研究项目也是艰难的。彼得·多布金·霍尔是耶鲁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部的代理主管，他认为全国范围内的独立性研究中心和项目有许多是源自于一个错误的观念，即慈善研究将会象经济学和政治学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他说实际上非营利研究所能获得的资助依然甚微，尚未能享誉学术界。
霍尔先生争论道：想要使之成为独立的学科，就意味着要愈加依赖于基金会和慈善团体的资助，因而导致这样一种概念(假如不是事实的话)：非营利部门控制着研究的方向。与此同时，老牌学科领域内的学者正在进行日益增多的关于非营利的前瞻性研究，而这些研究尚未被慈善业的金钱联系所污染。
霍尔先生提到，在声誉卓著的耶鲁大学神学院的支持下，一切都在进展中。该院的学术范围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包括对根据信仰而开展的慈善工作、价值观念对商业、公众政策和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广阔天地。”霍尔先生表示。
原著/托马斯·杰·比利泰瑞
翻译/郑俊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