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付村调查期间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村民的孝道整体而言呈现出这样一种态势，即北片孝道较差而南片孝道较好，从北到南基本上有着递减的态势，而这个递减又与离公路的远近相一致，离公路越近的村民组，似乎老人的情况就越糟糕。这是为什么呢？
离公路的远近之所以能与老人待遇出现相关关系，其实质应是土地的倒逼，越临近公路的村民组土地被征用越多，这就使得剩下的土地越少的村庄，村民外出务工的比例也就越高，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无法生活。另外越临近公路信息便越灵通，出行更方便，也更适合做些小生意。然而，外出打工与孝道衰落之间竟然会有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呢？它们之间的变量又是什么？
在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村，普通农民的寿命大概只有六十岁，过了六十就要做好随时死亡的准备，而传统文化给予农民的信仰就是在子孙绵延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使自己得以不朽，所以“四世同堂”就成为了传统中国人的梦想。一个人对寿命的预期只有六十年，而在在他六十岁之前又想要见到重孙，所以，他的儿子和孙子至少都要在二十岁时结婚才可以实现这个梦想。同样，他的儿子也梦想着能够“四世同堂”，于是他的儿子的儿子和孙子又要在二十岁之前就要结婚。这就是传统的中国人早婚和多子（婴儿死亡率很高，必须多生）的逻辑。如今的城市市民恐怕要对此嗤之以鼻，不光是因为现代人的寿命预期提高了，而且人的生活观念也改变了，现代人认为克服人生的短暂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活着的时候多挣钱、多享乐、多多体会“个人的自由”。
这里暂且不讲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反差，先来看看传统中国人因这种观念而产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中国人因为都想看到重孙，所以早婚，女子十六岁就要出嫁，换句话说，女子嫁到婆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她还要在公公婆婆的照顾体恤之下生活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脱离这个大家庭而独立（许多小家庭可能直到孙子出世也未脱离大家庭）。一方面由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所谓“封建伦常”，妇女束缚了自己的身心，但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妇女和他们的丈夫在还不能自食其力的情况下必须仰仗父母的帮助才能生活。在这段需要依靠父母而生活的时期，她们与公公婆婆在长期的日常生产生活形成一种相依为命的强烈感情，而且，在公公婆婆仍是权威的情况下的长期磨合可以让这些妇女知道哪些事情会讨父母的喜欢，哪些会惹他们生气。这种磨合中甚至可以改变妇女在娘家就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从而更好地与公公婆婆相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生活的环境相似，文化背景相同，年轻一代与父母之间的观念差别尽管也有，但并不是太大，这种差别和叛逆多半被老人视为年轻气盛和少不更事，并在长期的日常劳作中被磨平。换句话说，传统时代存在着外在道德与“地方性规范”内在化的机制，这种可以使得代际之间实现有效衔接的机制可以保持社区内民风的淳朴与单一，使得民间的“孝道”得以较好地维持。
如今，尽管城里人的人生观念已经随着革命与现代化大潮的冲击而改变，但农村人的改变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以外出打工、人口流动为起点的。往往，社区成员的观念改变要落后于社区成员的实际行动之后若干年，虽然这个观念改变的过程已经开始了，但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农民依然生活在农村里。他们尽管每天在现代传媒的狂轰滥炸之下生活，但仍然保有一个相对封闭的心境，许多在少年时代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结构是牢固而不可改变的，这种深层的结构可以排斥掉许多与其并不吻合的现代传播内容，而仅仅接收与其内在观念相符的东西。比如老年农民喜欢看皇帝惩处贪官的清宫剧，老太太喜欢看“孝子为母亲捐肾的片子”。那么这些持有传统观念的农民在面对大众传媒时不仅没有实现观念上的“转型”，反而强化了以前本来就有的各种观念。但是，这种选择性接受的过程在青年一代中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他们就是在现代传媒的狂轰滥炸之下社会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