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临沂市境内第二大河流——沭河东岸，518国道南侧，坐落着一个古老、文明而又富庶的村庄——高榆，村庄因地处东西向的岚济古道和南北向的古省道交汇点而成交通咽喉，自古便以手工艺和小商品经济闻名，留下不少文人雅士的足迹和传说。尤其是具有300多年历史的木梳传统手工艺，更使高榆赢得了“木梳之乡”的美名。
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闭门精研手工艺，开门笑迎八方客，过着平静、舒适的生活。然而，自近代以来，战火不断打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土匪洗劫、日寇践踏、国民党还乡团的惨无人道，又使这里的人们饱尝战争苦难。
当国家有难，民族遭灾之时，高榆村民挺身而出，跟着共产党，参加八路军，拿起枪杆子，战斗在沭河岸畔。抛头颅、洒热血，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上演了一曲曲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红色主旋律。
抗日战争时期，高榆村有一位由向往自由、安静生活的家庭农妇到成为抗日中坚力量的女子——范生兰，她是这曲主旋律的典型代表。
范生兰 ，1904年生，莒南县板泉镇东高榆村民，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妇救会长，高榆村接生员，莒南县第一、二届人大代表。
她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堪称“沭水岸畔的巾帼女杰”。
三斗高粱卖掉的烧火丫头
范生兰少年时，由于家中生活艰难，父母将14岁的她以三斗高梁的价钱卖给了青岛一家火烧铺当丫头，火烧铺的活很多，晚上要和面、发面，第二天一早就烙火烧、卖火烧。东家对这个买来的丫头从未像人一样待过，干慢了就拿擀面杖打，打肿手心都是常事，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近五年。
随着年龄增长，范生兰决心逃离这个火坑，于是就为逃亡做准备。卖烧饼的店铺是老木地板，脚下有一块地板松动，范生兰每天在卖烧饼时就偷偷向里面放一枚铜钱，攒够换一枚银元时，趁出去洗衣服之时便把铜钱换成银元藏起来，由于每天偷藏的铜钱数量很少，东家一直没发现，范生兰耐心等待逃跑时机。
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个买火烧的，听口音像是临沂老乡，攀谈几句，竟是老家临村的。他们来青岛已经一年多了，日子过得艰难，打算去高丽（今韩国）闯一闯，汉城有临沂老乡，因为没有攒够买船票的钱，一直未走。范生兰听到立即悄悄给他们说：“缺多少钱我补上，也给我买一张票，咱们一块走，这个地方一天也不想待下去了。”并约定好，买了船票通知一下，码头上汇合。
逃亡的时机终于等到了，在开往高丽的客轮快开之际，范生兰假借出门洗衣服，把自己的东西放进洗衣盆里逃离这个黑心东家。从店铺到码头也就是三、四里地，范生兰一出门便叫了一辆人力车。上车时怕被熟人或东家发现，赶紧把辫子盘起来，把姑娘装束变成媳妇打扮。拉车的师傅似乎发现了什么，回头看了几眼，她赶紧说：“师傅快点拉，到了码头给你钱。”
最终她在码头上和老乡汇合后登上了发往高丽的客轮。船刚离开码头，就看见东家带着几个人来了，旁边还站着拉车的那个师傅，他们无奈只能眼睁睁看着开动的客轮渐行渐远。
流亡高丽的烧饼女
到达高丽后，她们一行碾转来到汉城与老乡汇合。经老乡介绍与来自高榆村的丁履彬结婚。由于范生兰有手艺，就开了一家火烧铺，这一待又是七年。
1876年《江华岛条约》后，朝鲜半岛就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当时的高丽是在日本统治之下），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大量征集妇女参加战争需要的各种培训班，范生兰参加了日本人办的新式孕儿接生法培训班，系统学习了妇女孕期婴幼儿保健、医疗等医学知识。
当时高丽的巡警都是日本人，他们到店里白吃白拿是常事，特别是夜班巡警都要拿几个火烧当夜宵。后来日本加紧了侵华战争的步伐，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为把朝鲜半岛建成侵华战争的大后方，加大了各种税收，烧饼铺实在开不下去了。于是，他们就于1930年回国，迁居老家高榆，用他们的积蓄买了几亩地过日子。
烽火家乡的“红嫂”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沭河两岸，高榆村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中。
1943年村里来了个女八路干部住在范生兰家，在女干部的引导下，范生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主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工作，由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了村抗日骨干分子。
高榆村西靠沭河，岚济古道穿村而过，自古及今都是交通要道，是盘踞在临沂的日本鬼子上东山“扫荡”的必经之路，所以村里经常来鬼子。
1943年初冬，鬼子又来了，范生兰和女八路及村里五个妇女躲进了场院边上的地瓜窖内，洞口用地瓜秧盖上。鬼子进村后收集地瓜秧喂马，发现了洞口和里面的人，就用日本话喊到：“里边的人出来，否则开枪了。”由于范生兰在高丽汉城和日本人打了七年交道，一般的日语能听懂、也会说，听到鬼子喊话，赶紧跟大家说：“不要吭声，我上去应付，快抓把土往脸上抹一抹。”于是范生兰勇敢地爬了上去，面对鬼子兵，用日语说：“里面都是跑不动的老年人，你们放过他们吧。”鬼子兵听后感觉奇怪，怎么这里还有会说日本话的？马上喊来当官的，鬼子军官听完讲述后，又趴在洞口向里看了看，只见在黑暗光线下，几个灰头土脸的妇女蹲在里边，起身向其他鬼子挥了挥手就全走开了，范生兰用她的智慧和勇气掩护了八路军干部、帮助乡亲躲过了一劫。
1939年，范生兰将16岁的大儿子丁原振送到八路军县大队当通讯员，又动员丈夫丁履彬参加抗日工作，1943年丁履彬参加民兵组织。
日本投降后，高榆村成了解放区，范生兰是村妇女主任，积极地参加“土改”运动。
1947年春，蒋介石军队重点进攻山东，部分解放区变成敌占区。在土改时跑到国民党军队的地主羔子们成立了国民党还乡团，这次随国民党军队来到了高榆村，对村里的革命干部、民兵进行了疯狂残忍的报复。
由于范生兰是村干部，她丈夫丁履彬是民兵，又是军属，于是就成了还乡团报复的重点。先是抓走了未来得及撤退的丁履彬，又把藏的粮食全部抢光，把能砸的家具全部打碎，连一个称杆也不放过，被一折两截。
自还乡团扫荡后，范生兰家里已经一粒粮食也没有了。无奈之下，她只好抱着一个孩子、领着两个孩子到东边村庄里要饭。这期间有人劝范生兰把最小的孩子送给人家，她坚决不答应。当逃难走到宋家沟时，听说临沂解放了，这才回到高榆，结束了近半年的流浪乞讨日子。
沭水岸畔的接生员
新中国成立后，范生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1952年率先加入了互助组和初级社。1956年成立高级社后，担任高级社副社长兼总保管。是莒南县第一、二届人大代表。
由于范生兰有先进的接生技术，回村后就给本村及周边村的妇女接生，范生兰接生技术好，主要会正胎位，把难产变顺产，在医疗条件落后的时代，挽救了很多产妇和孩子的生命。
范生兰生前担任高榆村接生员50余年，高榆村民有的一家三代都是她接生的。在妇女孕期保健、新生儿接生、儿科诊疗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红色家庭
在范生兰的带动下，他们一家先后参加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大儿子丁原振在日本投降后，随县大队改编为正规部队开到东北作战，在第四次四平战役中负重伤，随后在后方医院治疗，转业到本溪钢铁公司工作直至退体。
1947年国民党还乡团洗劫高榆时，抓走了包括丁履彬在内的十位革命群众，在押往临沂的路上，民兵连长被他们在村西的树林子里用刺刀捅死，其他人被带到了当时的敌占区临沂。7月，丁履彬等十几位民兵和群众，被还乡团用棍棒活活打死，连尸首都没能找回来。
1963年，在中苏边境冲突加剧的形势下，范生兰又将三儿子丁原富送到部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转业定居在青岛的丁原富时刻不忘家乡，2016年，拿出自己多年积蓄的20万元人民币，捐助家乡“美丽乡村”建设。
结束语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高榆这个千年村庄终不负前辈革命者所愿，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继承先烈遗志，发愤图强，一跃成为“山东省木梳专业村”“山东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山东省文明单位”“临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训基地”“莒南县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乡村建设先进典型，其木梳特色产业和乡村建设成就多次被山东省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
新时代里，高榆村正昂首阔步地走在“乡村振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道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拼搏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