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
王守琨
臧克家先生在《有的人》诗中写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的恩师唐乐群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一位最优秀的党员，是一位廉洁勤政、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好干部，是一位以“百姓心为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是一位以笔为枪、反腐倡廉、刺贪刺奸的当代鲁迅式的反腐英雄！唐乐群老师1958年参加工作，1965年在沂水县高桥中学被评为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积极分子，1979年被省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1982年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并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1983年当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四届省委委员，同年被省政府、教育部分别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称号。自1978年至2008年先后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随想、杂文等600余篇。他的文章是一部教育人们修身养性、无私奉献的思想宝典；他嫉腐如仇的言行，是一柄反腐倡廉、扬善除恶的行动宝剑。他50年如一日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俸薪之外无所取”“党性永远不离休”的原则，他的先进事迹，是一座尚未完全开发的精神宝藏。恩师事迹既全面又感人。由于受篇幅的局限，只能写点最宝贵、最令人难忘、最值得人们学习的、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淡泊名利与以清白遗子孙。
一、淡泊名利
唐乐群从一名普通中学教师被党培养教育成为一名高级干部，但从他身上根本感受不到一点“官味“，他的文章更没有一点”官腔“，他始终”以百姓心为心“。生前他跟我多次说过：“名利是浮云朝露，非份名利更是个很害人的东西，一旦黏身，休想摆脱。人生本该务实去华，不欺暗室。”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记得他刚从沂水一中校长提为行署副专员的时候，他脸上没有半点喜形于色的表情。我问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他说从政实非本人心愿，但组织安排又不能不服从。后来他跟我讲：这一生只在两件事上向党组织提过要求：一是地委主要领导跟他谈话，让他担任地委副书记，他以不适应为由不愿接受。老领导严肃的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党员是否应该服从组织决定？在他再三请求不愿离开教育的情况下才担任了分管文教卫生的副专员：二是当副专员之后，很不适应送往迎来、大轰大嗡的工作环境，多次给省委组织部、省长写信，要求本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能上能下的原则，批准他回教育一线发挥个人专长，他个人认为：在用人方面有一种认识，认为对那些学有专长、成果卓越的知识分子只有提拔才算重用。继续做科研、做业务就不是重用，这是一种用人上的片面认识。根据需要提拔合乎条件的科技人员去充实党政干部队伍，当然是重用人才，但这不是“重用“的主要内涵，更非全部内涵。就大多数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员来说，所谓重用人才，主要是重用其专业特长。离开这一点，重用便失去正确方向，陷入误区。在其再三要求下组织批准他到山东农机化学院当副院长。他不无遗憾的说：“如果能回到沂蒙山区的学校工作就更好了。”1989年组织动员他出任党委书记，又被他以年龄大了为由婉言拒绝。
2000年春节前夕，他给我们几位同学写过一封信，其中“若有来生，我还选择教师职业”一句让我记忆犹新！这足以证明唐乐群老师把教师作为他终生的追求，难怪他会放弃优越的仕途道路甘愿当园丁。我想：淡泊名利、不求闻达指的就是这种人。他没有一些人对名利追逐、狂热、贪婪和苦恼等思想，倒是有一幅宽广的胸怀和淡然的心境。他超凡脱俗的气量堪称矫矫不群。尽而让我联想到当今形势下那些跑官、要官、甚至花钱买官的人与唐老师相比，内心不知有何感想？
二、以清白遗子孙
唐乐群老师一生清贫，对吃穿从不讲究，生活极其简朴。他家永远不变的家徒四壁，原汁原味，连地板也是原来的水泥地面，家中除一台21寸的彩电外再无任何现代化的家电，连个冰箱、手机都没有，一个厅级干部住了一套不足80平方米的小房子，几次调换大房子的机会他都自己主动放弃了，他在物质财富方面“一贫如洗”；但他在精神方面却非常富有，一生中个人自掏腰包购书近6万册，价值60余万元。古人云，读书人盗书不为窃，可我们的老师信奉的是“拿人一文自己一文不值”的信条，从未用公款购过一本书，更未从学校拿回家一本书！他这一生据我所知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资助了20多位贫困学生，有一个家庭姐妹三个都受到了唐老师的资助，她们也非常珍惜这份真情，姐妹三都成为博士生，并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寄给可敬的唐伯伯以表感激之情！而他自己的四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大儿子唐东义只读完五年级就辍学帮母亲挣工分维持家庭生活，两个女儿一天校门也没进，至今三个孩子因无文化都在家务农。只有最小的儿子唐东远在家庭生活好转后考了个中专。他奉献的太多，享受的太少，生活的太苦，家人也随之失去了很多应有利益，生活的很不容易。但他日久岁深养成的先人后己、艰苦朴素的作风，抗拒物质诱惑的意志和清正廉洁的襟抱，对此已习以为常。唐老师对学生、他人是如此慷慨大方，对家人乃至自己却几近苛刻，这并不是唐老师无情，是他把党的事业、他人看的比什么都重！他心中满装的是党的事业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在“以洁白遗子孙”一文中写到“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人活一世，谁都想给子孙留点什么。在这方面，古代有些仁人志士，他们留给子孙的不是家产、金钱之类，而是为官清白的无价之宝，表现出了可敬可鉴的崇高境界。”唐老师早在1981年8月给二儿唐东远的信中写到：“我在物质方面不会给你什么财富，想在精神方面给你留下点‘薄产’。你如能继承这点东西，并予发扬，那我即喜出望外、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他50年来确实没给子孙留下金钱和财富，他临去世前家里所有积蓄仅几千元，这是他近年来考虑师母身体不好经常住院才积攒下来的。他的工资除保障基本生活外全部用于助人和购书，孩子基本没花到他的钱。
当下社会，在经济和物质利益“关口”前，倒下了不少人，挡住了不少人，而唐老师却胜似闲庭信步，把握和管好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理性地面对和处理好碰到的各种利益关系，我的老师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了！在我们的记忆中，他语不惊人，鲜有慷慨陈词，他的事迹并不是惊天动地地那么壮烈，但他做了许多人没有做到、也做不到的平凡事。许多人与他的差别，就体现在这些日常生活中许多细微之处，这都并没有让他的事迹有丝毫的逊色！他的事迹同样非常真实、非常突出、非常持久和非常感人！他的先进事迹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党员的教育、产生的号召力是非常巨大的，产生的自觉约束力是异常牢固的，产生的影响是十分良好的。我们的恩师已把生命归还世界，但他的精神不死!敬仰他的人们会记住他，也会时刻呼唤出同一句话：唐老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