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农民工数量达到约1亿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属于弱势群体。为了保护和促进青年农民工的权利，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基金资助实施了“中国青年农民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共同建立的中国首家公益性农民工研究与信息交流平台——中国青年农民工网（www.youngmigrants.org）于2010年7月正式开通，得到了有关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大农民工朋友的关注和支持。
为了更好地促进青年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在平台开通一周年之际，中国青年农民工网于2011年7月2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中国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是邀请了青年农民工精英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NGO等进行对话，倾听青年农民工自己的声音，从不同视角、多个层次探讨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期望更好地推动农民工问题研究，为农民工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研究员代表会议主办方进行致辞，“胡锦涛主席在‘七一’讲话里强调，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近亿规模的青年农民工是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成败。这次研讨会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更是非常令人期待，我们期待听到青年农民工群体自己的声音，我们期待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为农民工政策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联合国人口基金Manuel Couffignal 先生代表中国青年农民工项目协调机构进行了致辞。
项目实施负责人胡永健博士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围绕中国青年农民工网，项目组开展了青年农民工专题研讨会、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电子简报（E-newsletter）等多项活动。项目组成员赵文博士介绍了中国青年农民工网成立一年来的运行情况，平台设置了政策法规、数据调查、学术研究、联合国-中国青年农民工项目等板块，信息资源按照不同主题、不同层面、不同区域以及性别视角进行了分类， “新市民论坛”也进入到测试阶段，以便于青年农民工朋友更好地进行互动。
青年农民工精英成为了研讨会的主角，从劳动就业、居住环境、城市排斥、社会保障、精神文化、自主创业等不同方面，以个案解剖、人生历程、古今对比、理论解释等多种方式，表达了对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看法和见解，并提出了诸多有建设性、可操作的政策建议，而且分析不乏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基础，与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为之赞叹。
赵枫生2007年来到北京，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给小区送过酒送过水，2009年曾召集来自22个省、52名农民共同联名向民政部递交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申请，成立枫生农民研究所，2010年1月“农民中国”网（www.nmzg.org）上线，网站没有专门经费支持，完全依靠自己的精力和热情维持运行。赵枫生认为：“农民工的边界在模糊，但农民工底层的本质却依然坚挺。而‘农民工二代’的出现更在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固化的残酷与严重了。”关于农民工面临的诸多困难，赵枫生有亲身感受，他曾在海淀大枊树和一帮饭馆的后厨人员住过一段时间，那还算不错的，大概12个平方里有4个高低床、8个床位住了9个人，有一个床位是一个厨师跟女朋友住一起的。赵枫生表示，“居住状况差、饮食营养不良、业余生活单调、安全感和归属感严重缺乏是农民工突出面临的问题。如果城市不拆除对农民工从户籍到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排斥系统，有可能将在城市内部发生农村与城市的大规模冲突。”
李武岐2004年到温州、宁波、杭州、湖州、金华、上海、嘉兴等地打工，一直在底层游走，主要从事机械加工及质量管理工作。他热爱文学，创作了很多纪实类散文及随笔。他以一个朋友阿水的5年打工经历及自己的亲身经历细致地刻画了青年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他形象地说：“阿水所在的弹簧厂除了发工资的时候休息之外，其余时间都要上班，而且晚上时常需要加班。他非常厌倦每天都上班的生活。”后来阿水受不了，换了份临时工，但收入不稳定，为了省钱，阿水租了一间石棉瓦搭建的房子。金融危机对沿海影响很大，阿水到广东闯荡两个多月后，便遭遇了工厂停产，之后不得已又回到了原来的弹簧厂。2010年之后，民工荒问题愈演愈烈，工资普遍上涨了几百元，阿水可以拿到2500左右，但是阿水的生活现状仍然没有什么改观。无奇认为：“阿水的5年打工经历，我们表面看到的是盲动，实则是无力的抗争与无奈的接受。农民工之所以具有高流动性的族群特征，首要的原因是无法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安居。稳定就业和安居是农民工自我发展的基础，只有农民工的自我发展与企业、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农民工才可能融入城市，而这需要企业、政府和农民工共同努力。”
王辉初中毕业后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一边从事文学创作，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大学文凭。之后进入“全国文明村”浙江省余姚市小路下村委负责办公室工作，创办浙江省首个打工网“外面的世界网”，是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曾荣获“余姚市十大优秀青年”等称号。他从社会科学角度进行农民工问题研究，已完成多篇学术论文，多次应邀参加“中国社会学年会”等相关学术会议。王辉提出：“学术研究、官方报告、媒体新闻等提到农民工几乎千篇一律都是说‘素质低’，这是一个极端的、严重的‘污名化’。所谓‘素质低’，本义是一个单一概念，是指人的某一方面能力较低，而不能由此将人全盘否定”。王辉对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充满了期望。他表示，参政议政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但是，还有一扇门还必须打开，这就是说：要开放更多的政府公务员岗位。1960年代，美国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预言：不用40年时间，美国将会产生一个黑人总统。金博士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关丽珍正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从事民权活动，李孟贤在加州大学法学院当学生会主席，骆家辉也考进了美国的耶鲁大学。王辉说：“今天，我们并不梦想从底层农民工中间产生一个奥巴马，但是，我有一个预言，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农民工中间会出现一个李孟贤、一个关丽珍、一个骆家辉。”
郑建伟高中毕业外出务工，先后在做过清洁工、外企技术职员、集团报执行编辑、杂志特邀记者、品牌宣传经理、销售经理等职位，是重庆市作协、山东省青年作协会员，曾荣获团中央等单位举办首届进城务工青年“鲲鹏文学”优秀奖等多个奖项。他回忆到第一份工作时候的情景，在凌晨4点多去深南大道清扫道路，因近视看不清楚路面而“忽略”了垃圾，被同事们说成“偷懒”，委屈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通过自学电器维修知识终于被一家电子厂录用，后来厂里从流水线上提升管理干部要求大专文凭时，而此时仅有高中文凭的他暗自伤心。后来悄悄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自考大学文凭之路，最终拿到文凭从普通流水线走上了向往的管理岗位。他表示：“一个人要改变命运，如果先天不足，那么就只有靠后天去弥补，能否获得成功，关键取决于学习态度。”他告诫青年农民工朋友：“切忌不要做一个吃青春饭的新民工，否则随着岁月的无情流逝成为大龄青年而将被淘汰辞退，到时会后悔莫及。他也呼吁，相关政府部门能为走进城市的民工们多组织开展一些免费职业指导和技能培训，规范企业的用人制度和岗前培训工作，让越来越多民工能在企业学到一技之长，从而更好的扎根城市。
李明亮曾为乡村教师，1999年南下广东打工，2003年漂泊到浙江台州，先后任研磨工、班组长、文宣员、薪酬核算员兼企业内刊编辑、企业文化专员、企业报主编、企划部部长等职，2011年7月创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他边打工边写作，发表诗歌、散文、文艺评论、论文、报告文学等体裁作品400余篇（首），2008年组诗《阳光照着裸睡的民工》获得全国首届农民工诗歌大奖赛一等奖。2010年被吸收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他一直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经常深入外来务工群体中调研考察，撰写多篇研究报告和论文。执行主编浙江省首份专门面向流动人口的报纸《新路桥人文化报》，被共青团中央列为“进城务工青年、农村青年思想引导”宣传典型案例。2010年被评为“台州最具影响力青年人物”之一。他以“被围观的民工”为主题发表了对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独特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研究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所王舟波副所长、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迁移研究中心高文书副主任对五位青年农民工精英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们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青年农民工群体的朝气，看到了在困境中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他们从农民工群体中成长为农民工精英，甚至就是广大青年人中的精英，可以说是数亿青年农民工的典范，更是让我们看到了青年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的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迁移研究中心主任张展新研究员进行了总结发言：“青年农民工群体中从来不乏有思想、有智慧、勤于学习、勇于进取的有志青年，关键是缺乏给他们提供一个传达声音、表达思想的平台和渠道。中国青年农民工网将一如既往地做好青年农民工、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之间的沟通桥梁，让大家共同努力促进青年农民工健康发展，推动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